“脊柱外科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专业。有的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，但出院的时候就能站起来了，或者能拄着拐杖走路了。我们就特别开心。”谈及自己的专业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（）脊柱外科主任医师董军的自豪溢于言表。

　　董军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，师从国内著名脊柱外科专家袁文教授。2007年博士毕业后，他进入省立医院，成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。近年来，他在院内一直保持着每年300台左右的手术量，尤其擅长颈椎病治疗。

　　做手术胆大心细

　　目前，在颈椎病的各种分型中，最常见的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和脊髓型颈椎病。突出的椎间盘或各种增生的骨赘压迫神经根或脊髓，会引起人肢体活动和感觉障碍。“病人可能拿不住筷子或笔，系扣子系不上，或者走路不稳像踩棉花一样。”董军说，“我们手术的原则就是解除神经的压迫，给神经以空间和时间去恢复。”

　　然而，脊柱周围血管神经丰富，在进行手术时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损伤。“我们做手术就好比‘在刀尖上行走’。骨头下边就是神经，去除增生的骨赘时，如果碰到神经后果就是灾难性的。医生手一哆嗦，可能病人就不会走路了或者不能动了，这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。”董军说。

　　在这样精细的手术中，医生的胆量和技术缺一不可。为了练就一颗镇定的心和一双稳健的手，外科医生通常要付出多年艰苦卓绝的训练。董军说，他在平常训练时常用磨钻磨水煮蛋的蛋壳，已经练到“蛋壳被磨下，内层蛋膜却不被破坏”的境界。

　　此外，影像设备、手术工具的更新换代也为提高手术精确性提供保障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……董军始终保持着学习态度四处充电。最近一次，他听说重庆某医院开展了一项新的内镜技术，就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前去学习。董军说：“外科医生一定不能拘泥于眼前。把先进的东西拿来应用，最终是要让更多老百姓获益”。

　　对患者感同身受

　　“来看颈椎、腰椎的病人中，会计、司机、IT行业工作者比较多。因为高处坠落伤或交通伤入院的病人中，建筑工人等打工人群多一些。”身为医生，董军不免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。这些年救治病人时，在关注具体病情之外，董军总是能共情病人的处境。

　　他曾接诊过一个三十多岁患腰椎肿瘤的病人。谈及这个病人的救治过程，董军对他强烈的求生欲望印象深刻。“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上有老、下有小，如果失去他的话，对整个家庭都会是很大的打击。”董军说。

　　最终，这位病人的手术非常成功。在术后的十年间，他每年都会在大年三十下午给董军打一通电话，表达对他的感激。董军说，他遇到很多这样一直把他放在心上的病人，“中国还是好人多”。

　　董军也为90岁高龄的老人做过手术。老人因枕颈畸形压迫骨髓进而影响行走，由当地医院转来省立医院。在多学科会诊确认老人可以接受麻醉后，董军为他快速进行了手术。“老年人如果瘫痪卧床，其实很快身体就垮掉了。这种病人我们冒险给他治疗就是在救他的命。”董军说。

　　提到这些经他治疗后生活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病人，董军坦言：“有时候想想这些事，还是会觉得做医生很值得。”

　　做研究攻坚克难

　　当然，对董军来说，也还有一些急需被攻克的难点，比如颈椎后纵韧带骨化这种病症。

　　正常情况下，颈椎后纵韧带是一种有弹性的纤维组织。而颈椎后纵韧带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增生肥厚并钙化后会失去弹性，慢慢由成纤维组织变成骨性组织。它压迫脊髓和神经根，将产生肢体感觉和运动障碍，甚至导致全身瘫痪和大小便失禁。

　　山东是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的高发区。因为没有很好的药物控制方法，病人一旦发生严重的颈椎后纵韧带骨化，就必须用手术方式解决。“但这是很多医生不敢涉及的领域，因为手术做完瘫痪风险是非常高的。”董军说。

　　董军做过一些成功的颈椎后纵韧带骨化手术。但面对一些发现晚、病情复杂的病例时，他也不乏有无奈和无助的时刻。“我们很渴望改善病人的状况，但又没什么好办法，运用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就是无法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，那种心情是非常沮丧的。”董军说。

　　在这种背景下，近年来，董军和他的学生在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的发病机制、手术效果预判和最佳手术方式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。面对这块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，董军展现出来的，是“舍我其谁”的担当。

　　对董军来说，在省立医院脊柱外科的17年，是“在刀尖上行走”的17年。他用仁心和仁术为无数颈椎病患者解除了疼痛，带来了自由行走的机会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。